很少有人会说职业教育不重要，但同样很少有人会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进职业学校。职教这个面向大多数人的普遍教育形式，正面临着发展壮大中的困惑。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近期组织了一项相关调研，对加快职教发展献计献策———

　　■培养学生往往与企业用人标准不对路

　　在北京一所中



级职业学校学习3年之后，小王毕业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工作。也难怪，学校学的东西在实际操作中派不上用场，无奈之下，他找到一家工厂给人白干活，积累工作经验。

　　小王的遭遇在许多职校生特别是中职学生中并不少见。这些学生原来学习基础就差，在职校读几年书后依然缺乏实践经验，难找工作。与此同时，全国有许多工厂正在遭遇“用工荒”的困扰，尤其是数控设备操作、医疗护理等人员严重短缺，出高薪却请不到熟练的高级技工。

　　“这种情况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工商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郭培源评价说。

　　由他所主持的一项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调研表明:仅北京市目前至少需要8万高级技能人才，不仅包括机械、建筑、印刷等传统行业，更包括电子信息、汽车、光机电一体、环保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在已有的101.2万技术工人中，高级以上技术人才仅占12%。

　　同时，职业学校的学生普遍存在“双低”的特点，即入学分数低、家庭收入低。此外，现有的职业教育过于偏重适龄的学生，偏重正规的学历教育和正规学校形式，偏重固定的学制，教育质量不高，时常出现学校认为合格的学生与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不对路的现象。

　　■社会择业观念与实际需求错位

　　郭培源认为，中国职业教育之所以发展不够,是因为职业教育最初是作为普通教育的补充产生的，因而一直没有作为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天不足；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得不到足够重视，社会认可度低，后天也不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职校常常被排在最后，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偏低，处于“弱势”。

　　他说：“现在的学生拼命地想上大学、盲目追求高学历，可是毕业后依然面临求职难，他们的择业观念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实际需求发生了严重错位。若是职校发展壮大，学生能学得一技之长，可能大大缓解就业难问题，也能扭转盲目追求上好学校的社会风气。”

　　目前，职业教育管理比较混乱，多头管理、交叉管理也造成了对职业教育发展不利的局面，高职、职高、中专、技校及行业所属的中专、技工学校，有的由教育部门的高教司管理，有的归教育部门的职教司管理，还有的由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共同管理。由于处于同一平面的部门往往缺乏宏观上的有机协调和综合统一，在涉及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与指导上就不能形成合力，政出多门、缺少监督的现象十分普遍。

　　■走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学生的路子

　　“加速中国特色的职教管理体系的形成是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郭培源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应改变目前职校由教委、劳动局多头管理，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由教委、劳动局分别颁发的现状，将对职业教育的管理统一划归到一个部门，统筹管理。

　　郭培源到过国内许多职业学校考察，在他看来，办得好的职业学校大都走的是一条积极与企业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的路子。

　　由于职业教育成本显著高于普通教育，需要培训基地、实验设施设备以及大量的耗材，而且专业技术是动态的，教学设备设施需要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更新。如机床加工等课程，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单靠学校自己解决有很大困难。

　　“因此，政府应当出台政策鼓励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学生。”郭培源说，比如对参与或举办职业技术教育的企业减免一定程度的税收，鼓励企业对职业技术教育投入；要求企业职工培训费必须真正用于职工的培训，可采用教育券的形式，使每个职工都受到职业教育和培训。再如鼓励资本市场介入职业技术教育，拓宽教育融资渠道。

　　■借鉴国外职业技术教育办学经验

　　民进的调研组还对国外职业教育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国外一些相关办学经验值得借鉴。

　　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相当于中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具有100多年的经验，学院提供非常广泛的实用性课程。如新南威尔士州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每年提供1000多种可供选择的不同程度的文凭、证书课程，悉尼理工学院每年提供700多门课程。同时，澳政府的经费资助不是直接划拨，而是采取公开投标的市场运作方式，“购买”教育培训。政府与学院之间的关系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是按照管理企业的模式来管理学院，使职业技术教育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发展。

　　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积极发展学徒制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大部分欧洲国家，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不少拉美国家都采用这种培训方式。它实行交替式培训和学习，约2/3的时间用于在企业接受培训，约1/3的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由此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