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2日讯 人保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今天在“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表示，社会福利体系在过去被错误地认识是一种高消费，对经济没有太大的作用。而现在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体系实际上可以比较好地鼓励大家消费，这一点在中国是比较关键的。莫荣说，中国现在居民的存款是大于贷款，实际上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有关。我们健全这个体系能刺激内需、刺激消费作用很大。以下为莫荣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全文：
莫荣：
感谢基金会给我这个机会做评论，我也感谢Kaspersen教授精采的发言，他客观地介绍了丹麦福利国家的情况，尤其在提到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的问题，我想这些观点都值得我们重视。我谈三点想法。
第一，我们构建社会福利体系要注重社会属性和发展属性的平衡。我们讲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首先是一个社会性，是保障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性质。我想从这点来讲，他和中国现在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在未来2020年建成的和谐社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现在提社会福利这种体系，我想和大的背景是一致的。但是我这里要强调发展性。福利体系我想和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战略，以及基本的价值观应该是比较吻合，这样才是发展的比较好。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从人口看，丹麦和中国差距很大，丹麦有5000多万人口，中国有13亿人口。从GDP看，丹麦是非常发达的，他们是5.69万欧元，咱们是2000多万美元的状况。从工业化程度来看，中国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或者是前期，丹麦应该是在后工业化社会。从价值观念看，我们比较侧重按劳分配，而且这个观念也比较深入人心。比如说我们的失业者可以享受四年的失业保险这样的观念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所以从发展性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主要是要强调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好，其次是要加大覆盖面。有一个制度，同时把它的覆盖面加大，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然后才是逐步提高水平的过程。这是第一点，要注重社会福利的社会性和发展性的平衡。
第二点是要发挥社会福利的经济属性和就业属性共振的作用。我们注意到，社会福利体系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说可能就是一种高消费，对经济没有太大的作用。现在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体系实际上可以比较好地鼓励大家消费，这一点在中国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现在居民的存款是大于贷款，实际上跟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有关的。我们健全这个体系能刺激内需、刺激消费作用很大。
从就业属性看，我们发现在丹麦劳动力市场还是比较灵活的。但是我也强调一点，实际上在欧洲的四个国家当中，劳动力市场政策做得还有比丹麦好的，比如说瑞典，它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市场政策都做得非常好。从丹麦我们看到它通过发展这样一种福利体系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我算了一下，在地方政府的雇员有47.4万人，大约占它就业人数的20%，实际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公共服务岗位。就中国来讲，目前是特别缺乏这样一些公共服务岗位，我们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我相信是可以产生大量的岗位的。
第三点是我们要注意中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比较强，而且中国也建立了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我们曾经跟国际劳工组织做过一个灵活就业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很强，但是保障性略为不足，这个情况是2005年做的。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反响还是比较大的，它的影响效果值得我们进一步评估。中国现在叫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跟通常讲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太一样，劳动力市场政策更多的强调调节供给，强调培训等等。
中国积极的就业政策体系除了强调供给、调节供给之外，还更多地强调了需求。比如说通过税费减免、社保补贴，鼓励企业用人，调节需求，我们还通过一些社会政策，比如说解决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通过社会政策来解决他们就业。当然，也强调调节供给，强调失业保险促进就业，强调培训等等。所以，中国的就业政策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政策，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说第一条是拉动就业，投资4万亿拉动经济，从而拉动就业。另外，在金融政策、企业税收政策上以及其他政策上都有比较好的改善。第二是稳定就业，为了稳定现有企业的就业，也出台了社会保障方面支持就业的政策，比如说五项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可以缓缴。除了养老保险之外，四项保险可以降低费率。另外还有“三补”，对企业给予岗位补贴、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以及企业和职工可以就工作时间和其他问题进行协商，来稳定就业。第三是加强了职业培训，制定了特别的职业培训计划，鼓励创业培训。第四是统筹就业，把大学生的就业放在首位，同时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失业人员的问题。第五是解决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对于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的，可以通过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来解决就位。上述是我的三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