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工资分配采取指导、干预等措施，解决突出问题，改善国民生活条件，调节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正，在一些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低薪发生率呈现下降趋势，2020-2022年平均低薪发生率分别为13.9%、13.2%、12.9%。各国的措施虽有不同，但基本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最低工资被广泛用于保障低工资劳动者的基本收入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90%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各国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企业成本、通货膨胀率、劳动者及其家庭需求等，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水平。

韩国文在寅政府时期，将最低工资提高了42%；尹锡悦政府强调尊重劳动市场机制，放宽了在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上的限制。2019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提高工资法案》，明确在2025年10月前将联邦最低工资由每小时7.25美元提高至15美元。日本近年来修订法律，劳资政三方战略对话协议有力促进最低工资提升，特别是政府政策积极影响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先后提出“名义年增长率基于GDP增速”和“目标达到1000日元”等要求。为应对通货膨胀对低收入群体购买力的影响，欧洲各国加大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力度。欧盟2022年10月通过了一项指令，要求成员国确保适当的最低工资。

国际社会为了促使劳动者获得体面工资、切实过上体面生活，尤其是低收入者，提出并推行生活工资标准。按照全球生活工资联盟（GLWC）的概念，生活工资是以家庭为基础，足以为劳动者及其家庭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涵盖食品、住房、教育、医疗保健、交通、衣服等基本需求，从而使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成本、消费模式等联系更紧密。

早在1995年，美国就提出现行最低工资不能满足自给自足的标准。到2007年已至少有140个城市、县、州和学校区通过了生活工资法令，但适用对象一般包括与政府签订公共合同的承包商的雇员、接受政府补贴的私人公司的雇员，或者从事公共服务业的劳动者。英国自2016年4月起改革最低工资制度，设立全国最低生活工资，将其提升至发达经济体中的较高标准。法国在最低工资决定过程中奉行生活工资理念，认为应保证最低收入劳动者的购买力。2023年6月，荷兰、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共同签署了《关于生活工资和生活收入的联合宣言》，强调生活工资和生活收入对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性。此外，部分农业食品、纺织服装和鞋业、化妆品、电子等行业的跨国企业也针对生活工资的应用发起倡议。

稳定、体面的正规有薪就业，是获得公平工资收入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工资合理增长的关键因素。

新冠疫情期间，全球经济活动受到抑制，就业市场压力持续加大，尤其是旅游、出行服务、酒店、零售和娱乐业等行业。为鼓励雇主保留岗位、降低员工流失率，法国等国家启用“短时工作”补贴政策。企业仅支付员工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政府对员工因受疫情影响而未劳动的时间进行补贴，使其收入不会大幅下滑，这对低收入者尤为重要。

为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就业竞争力，部分国家注重教育与技能培训。以韩国为例，韩国近年来强化教育服务，包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的计算机和网络支援；满19周岁的低收入者可以通过终身教育网站申请终身教育使用券等。为提高就业的便利性和流动性，美国2024年4月宣布禁止“竞业限制条款”，明确现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占比不到0.75%）的竞业限制规定仍然有效，绝大多数工人的竞业限制协议将不再有效。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平台新技术，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全职或兼职打零工获取报酬，以应对收入较低的窘境。零工经济的兴起对传统就业范式提出了挑战。在支持弹性就业的同时，如何为零工群体提供权益保护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内容。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对零工经济从业者身份进行定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权益保障的内容。英国政府2018年提出的《好工作计划》，为零工经济从业者的体面工作提供了蓝图。

强有力的集体协商与社会对话是削减工资不平等的前提。在集体谈判制度高度集中或协调性更高的国家，防止低工资或不平等的增长成效显著，如瑞典、比利时。集体谈判的强化可以有效减少低薪工作的数量，并优化薪资水平分布情况。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社会对话和协商，强化机构组织的权力、提高社会对话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社会对话和协商就工资、福利待遇等进行谈判，保障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具体措施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培育集体谈判的组织条件。其一，积极让工会和雇主协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高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可见度和合法性。其二，国家将失业救济金的管理委托给工会，强化工人加入工会的动机。其三，通过对会员费的退税来激励工会成员。

另一方面，扩大集体协议的覆盖范围。这是一种法定延长方式，通过法律的手段扩展集体谈判的结果。集体协议具备司法强制的作用。在德国，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劳工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宣布某一工资集体协议的实施范围扩展到其他群体或行业。如政府要求从2022年9月开始，依照“公共服务集体工资协议”将德国护理工作者的工资标准分为12个级别和各6个档次，覆盖范围由之前的公立护理机构拓展到整个护理行业。类似的德国还曾经利用这一法律扩展形式，将集体协议的成果强行适用于工会会员人数较少的建筑业、纺织业和零售业的非工会会员工人。

部分国家向低收入劳动者提供直接或定期的现金转移，显著提高其就业的收入水平。以新加坡为例，特色做法包括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IS）和渐进式加薪补贴计划（PWCS）等。

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于2007年推出，旨在为低收入雇员提供收入补贴。2024年2月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补贴发放的条件是过去12个月内员工平均月工资不超过3000新元。新加坡政府分年龄段设置了补助水平，年龄越大补助越高，60岁以上的劳动者和残疾人的补助水平最高。2023年-2024年，30岁-34岁的低收入者每年最高可获得2100新元补助，60岁以上劳动者和残疾人最高可获得4200新元；2025年1月起各年龄段补助金额均有所提高，最高可获得4900新元。

为协助企业转型、帮扶低收入群体，2013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加薪补贴计划（WCS）。雇主若对月工资低于4000新元的本地雇员加薪，加薪额度的40%由政府补贴。自2022年开始，引入渐进式加薪补贴计划，政府的补助比例逐渐下降，该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26年。2023年3月起推行至餐饮服务、行政人员及司机，2023年7月起推行至垃圾管理行业。根据2024年2月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低工资雇员的月增工资至少100新元。例如，2024年雇主为月收入不超过2500新元的雇员加薪，加薪额度的50%由政府补助；2025-2026年，获得加薪补贴的月收入上限为3000新元，政府补贴比例分别降低至30%、15%。渐进式加薪补贴计划涵盖薪资、职业发展、技能和生产力提升4个方面，旨在让拥有不同技能和承担不同责任的员工，有不同的薪资起点，以鼓励员工接受培训提高生产力和工资水平。

针对个人和家庭的税收优惠与抵免，可以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英国于2003年4月开始实施工作税收抵免（WTC），基于申请条件（上一纳税年度收入、周工时、是否有残疾等）计算确定最终的抵免额度。目前WTC已被合并纳入通用信贷，失业、由于健康状况无法工作、在职（包括自雇或兼职）但年收入低于1.6万英镑的可以申请。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实施了6个月的增值税减免政策，降低了基本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例如食品增值税由7%降低至5%，极大减轻了低收入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成本。

美国自1975年开始施行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政策，纳税人在就业且取得劳动报酬的前提条件下，收入低于一定标准（视抚养子女情况而定，如无子女家庭2024年为18591美元，3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为59899美元），且符合投资所得不超过一定限额（如2024年该限额为11600美元）等条件，可以从纳税额中直接减去计算得到的抵免额。当抵免额大于应纳税额时，还可以得到补贴。EITC政策既是一项税收政策，也是一项转移支付政策，与其他转移支付政策相比，实现了福利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标，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

部分针对行业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可以增加行业企业的效益，间接提高部分行业劳动者提薪空间，尤其是在低收入者分布较为集中的中小企业、住宿餐饮业等。日本在最新的税制改革中强调建立促进工资增长的税制，提出在大企业上调工资总额4%或以上、中小企业上调2.5%或以上等条件下，企业可以申请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中小企业教育培训费比上年度增长10%以上的，可以追加10%的税额减免。

制定实施医疗、育儿、养老、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减轻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压力、促进劳动者体面生活、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更是起到雪中送炭的重要作用。

疫情期间，各国出台政策制度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美国2020年向年收入不足7.5万美元的单身成年人一次性发放最多1200美元，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每对夫妻发放最多2400美元，每个孩子增加500美元；将失业救济金每周增加600美元，最多持续4个月等，部分失业群体拿到的失业补贴甚至高于正常的工资水平。澳大利亚向社会福利保障金领取群体，包括失业津贴、残障补助金、退伍军人补助和家庭税务福利等领取人，每人发放750澳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

近年来，许多欧元区国家为应对能源危机，政府重点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帮助。2022年9月，德国、法国宣布专项资金计划，以减轻能源价格飙升的影响；自2018年以来，法国年收入低于10800欧元的家庭有资格获得每月48欧元-277欧元不等的能源券。在促消费方面，新加坡政府从2024年6月起，给所有公民发放多达600新元的社区发展理事会购物券。在住房保障方面，韩国建设与供给公租房，向低收入单亲家庭提供福利住房，向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的家庭给予住房补贴等。新加坡政府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不同额度的住房现金补贴。

广大工薪劳动者是支撑国内消费市场的最大群体和潜在力量，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目标人群，也是增收促消费政策的重点实施对象。促进低工资劳动者工资稳定提高、获得更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避免其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掉队”，是当前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客观需要，也是初次分配领域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

促进低工资劳动者增收的总思路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把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作为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的重要内容。坚持“提低”政策方向，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化政府调控，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促进低工资劳动者增收的根本，以提升低工资劳动者人力资本作为增收支撑，加强分层分类施策，强化政策协同。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化解制约低工资劳动者增收的不利因素，促进低工资劳动者稳定就业、合理增收。使用靶向政策解决部分极低工资劳动者群体的突出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激发消费潜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全社会尊重劳动价值、共享发展成果的良好氛围，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