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2024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这一重要理念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新征程上做好就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

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人口结构深刻变化、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产业升级加速推进，这些因素在重塑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对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种背景下，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一）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增进人民福祉，必须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同时，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更好结合，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更深远来看，稳定的就业带来持续的收入和坚实的消费能力，有助于激发内需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经济筑牢最根本、最持久的内生动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通过促进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有效链接，使劳动者在参与现代化经济活动中不断提升技能与适应性，从而将巨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优势，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二）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适应发展动能转化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动能不断变化，以传统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的旧动能逐步减速，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为主的新动能活力释放。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行业结构横向变动、纵向升级加剧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金融、建筑、采矿等行业从业人员减幅较大，而新兴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快速增加，分别增长了51.4%、53.0%和72.5%，合计新增人数占第三产业新增人数的近一半。面对快速的动能转换，必须尽快构建起与之适配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型发展方式。通过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至战略核心，以确保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劳动力能够顺利实现跨行业、跨区域、跨技能的流动和配置，避免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让广大劳动者能够分享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使新动能的发展过程同时成为人力资本增值与民生福祉改善的过程。

（三）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进入人口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截至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达到3.1亿和2.2亿，分别占总人口的22.0%和15.6%，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高峰时期的9.37亿持续减少至2024年的8.58亿，年均减少约658万。预计到2035年，我国16—59岁人口总量将下降至7.88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接近1/3，半数劳动年龄人口超过45岁。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持续加深的情况下，稳定劳动参与率对于保持我国的就业竞争力至关重要，而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稳定劳动参与率的重要途径，这既包括为广大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青年人创造充足且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也包括建立更加包容的就业市场，为有继续发挥作用意愿的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就业创造要从以增量开发为重点向以存量挖潜为目标转变，将“人口红利”的传统优势逐步转向“人才红利”的新优势。

（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应对就业风险挑战的有效路径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经济发展能否有效带动就业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速度，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传统增长理论常将就业视为经济增长的派生需求，是一种“涓滴效应”的结果。然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张之间的弹性关系减弱，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的可能。如果仅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会导致就业岗位创造不足、人力资本浪费和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提升经济发展的就业带动力，实现就业的扩容提质。

（五）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回应劳动者诉求变化的必然之举

就业是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承载着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和诉求也在升级。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有一份工作”，而是追求更稳定的岗位、更公平的环境、更满意的收入、更充分的保障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更加看重职业的发展前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有助于回应这些新期待，推动就业从“谋生手段”向“生活乐趣”和“价值载体”转变。

二、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内涵要义

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蕴含着深刻的哲学转向——从“以物为本”的经济逻辑转向“以人为本”的关怀伦理，从“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转向“公平友好”的价值理性。其核心要义在于，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增长优先、就业随之派生”的逻辑，确立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引领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逻辑。它将就业从宏观政策的滞后指标转变为先行目标和约束条件，旨在创建一个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人的发展与福祉提升相互强化、协同共进的良性循环系统。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阐释和理解：

（一）就业友好型发展是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的发展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应对就业形势变化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的长远之策。推动就业友好型发展，核心在于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即经济发展目标不能仅追求GDP的增速，更要关注增长背后的就业含量和人的发展。在发展目标设定上，要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实效的关键标准；在政策制定上，要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和政府工作的优先目标，建立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发展路径上，要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就业带动能力强、创造岗位质量高的行业和企业；在保障措施上，要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工作责任，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就业工作体系。

（二）就业友好型发展是就业结构持续优化的发展

就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要素配置的重要指标，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阶段、内在性质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就业结构既受经济发展所影响，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如果就业结构无法适应产业发展方向，出现结构性错配，会成为经济转型的严重障碍。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推动就业结构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与区域发展协调共进，引导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有序流动，并确保劳动力的技能、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相匹配，这是提升经济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三）就业友好型发展是营造良好就业环境的发展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为社会全体劳动者创造并维护一个富有吸引力、包容性和支撑性的良好就业环境。通过建立由政策、市场、法律和服务等共同构筑的生态系统，最大化激发就业创业活力、保障就业市场公平、促进人岗有效匹配。要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打破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所有制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消除各种形式的就业歧视，促进人力资源在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与高效流动，激发发展潜能，实现协调共享。同时政府部门要强化兜底责任，将“机会均等”与“弱有所扶”相结合，通过出台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更加高效的就业服务，加大对重点就业群体、就业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在参与经济过程中获得发展。

（四）就业友好型发展是人岗实现有效匹配的发展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核心路径在于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确保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深层次要求在于塑造一支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队伍。这意味着必须将人力资源开发置于核心位置，推动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塑造素质优良的人力资源是提升就业质量的根本，需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和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劳动者知识技能向数字化、绿色化领域迭代升级，顺利完成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关键跃迁。在总量上，需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通过优化生育政策、开发银发人力资源和引进海外人才等多渠道扩充资源池，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稳定要素保障。与此同时，必须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紧密契合现代产业体系演进方向，前瞻性地引导劳动力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集聚，以破解“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持续提升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产业升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

（五）就业友好型发展是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的发展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确保经济发展成果能够公平而充分地惠及最广大人民，核心在于确立就业作为连接经济增长与人民福祉的核心枢纽地位，使之成为共享发展成果的主渠道。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发展的成果最终体现在新增社会价值的分配上。若分配过度偏向资本要素，则会导致贫富分化与有效需求不足，陷入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若分配能够更均衡地惠及劳动要素，则能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载体是充分就业，使用的政策工具是积极的就业政策，也需要依托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通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确保经济增长同步创造出足够多的、有尊严的、报酬合理的就业岗位，使劳动者能够通过参与性收益来分享发展的红利，避免出现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社会不公平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

（六）就业友好型发展是提供有力就业保障的发展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还要为劳动者提供更加有力的就业保障。这绝非传统意义上仅针对失业者的被动救济，而是一种前置性、系统性、赋能性的体系重构，其理论内核是从保障岗位的稳定转向保障劳动者的发展能力，从而应对现代经济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建立有力的就业保障体系，首要功能是充当社会的“稳定器”与“减震器”，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构筑安全底线，帮助劳动者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社会安全感。同时还要通过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升劳动者的就业韧性，通过增强劳动者自身的适应性来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摩擦性失业成本。从更深层次来看，有力的就业保障是实现“体面劳动”并促进社会公平的关键机制。通过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有效保障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提升就业的稳定性，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注入持久动力。

三、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破解的突出问题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具备坚实基础。但同时也要看到，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较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需要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中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一）要积极培育就业扩容提质新动能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虽呈持续下降趋势，但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处于高位。“十五五”期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预计保持在8亿左右，就业总量压力依然显著。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正不断加深，地缘政治局势愈演愈烈，国际经济关系日趋紧张，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完全恢复，部分传统行业持续低迷，市场需求有待进一步激活和释放。尽管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仍有待提升，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就业方式多元化带来新的挑战。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产业数字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绿色化等都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需要做好应对相应挑战的准备。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增强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动能，成为就业工作面临的新一轮重大挑战，也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重点所在。

（二）要构建就业友好的技术发展路径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突破性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动产业格局重构。与早期人工智能主要通过自动化技术承担标准化、程式化的任务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能够执行更多涉及理解、推理和决策的任务，更接近于人类的工作范畴。因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对就业市场影响范围之广、传导速度之快、风险和不确定性之大，都将超过以往。一方面，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不断孵化新业态、新场景和新商业模式，孕育大量新兴职业和多元就业形式，并通过“人机协同”显著提升工作效率、改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技术对传统岗位的替代效应日益深化，职业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更替频率急剧上升，岗位替代范围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一线操作岗位向专业化岗位、从蓝领向白领全面扩展，影响的行业领域、生产环节、岗位类型和群体类别持续增加。因技术替代而面临转岗的劳动者，受制于受教育背景、既有技能结构以及新技术培训所需的时间和资源，实现岗位转型的难度显著加大。为此，要在顺应技术变革趋势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推动建立就业友好的技术发展路径，有效发挥技术在就业提质扩容增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补齐劳动者数字技能、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短板，防范和处理好因技术替代等带来的风险，形成技术发展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联动的就业友好新格局。

（三）要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

我国进入就业新旧动能加速调整与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的加速布局，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这一转型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但我国技能人才总量依然不足，整体发展水平有待提升，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与产业转型需求之间的错配问题日益凸显，“技能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适应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领域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瓶颈。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在空间和区域配置上的不平衡问题也同样突出。就业人口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内地中心城市集聚，导致欠发达地区、资源型地区及部分农村地区面临人才流失和人力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这种区域间、城乡间流动的不平衡，一方面，加剧了东部大城市在住房、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承载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因人力资本不足而难以培育新的增长极，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发展差距。这种结构与空间上的双重错配，导致“人才不足”与“人才浪费”现象并存，不仅降低了人力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也影响了经济整体的运行效能和发展质量的提升。因此，要将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作为主攻方向，通过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等系统性措施，全力推动人力资源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之基。

（四）要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就业市场

当前我国青年“慢就业”“缓就业”乃至“不就业”现象持续增加。未来一段时间16—24岁青年劳动力总量仍处于增长通道，预计2030年将增至1.6亿人。在此期间，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规模预计超过1500万人，其中包括1000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面临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局面。农民工群体规模增速正在放缓，但仍将维持近3亿人的庞大规模，其中包括超过3000万脱贫劳动力，必须守住防止因就业形势波动导致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低于男性，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和育儿负担的现实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可能面临更隐蔽的歧视和更高的就业门槛，失业率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存在上升风险。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很多老年人退休后仍有继续发挥作用的意愿，但相关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仍有短板。还有一些劳动者面临技能结构单一、就业适应性较弱等现实困难。为此，要构建更加包容公平的就业市场，着力消除就业歧视、拓宽就业渠道，重点保障青年、农民工、大龄劳动者及女性等群体的就业权益，通过强化技能培训、鼓励企业吸纳、完善政策支持等，帮助各类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五）要统筹做好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者对就业岗位的诉求逐步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对就业目标的追求也从获得收入向全面发展转变。但部分领域就业质量不高与劳动者就业诉求不匹配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大，一些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在城乡、地区、行业、群体间存在较大差距。性别、年龄、学历等就业歧视现象时有发生，纠治就业歧视的法律制度还需加强。部分企业超时加班、休息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等损害劳动者权益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保险实际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仍需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满足不同群体待遇公平、适应劳动者流动就业等方面还需加强。特别是，当前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超过2亿人，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超过8400万人，现行劳动基准、管理制度难以完全覆盖，劳动权益保障短板亟需补齐。为此，要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为引领，科学把握好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的关系，在量的扩大中促进质的提升，同时以质的提升带动量的增长。

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路径及建议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坚持就业优先，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

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建立和丰富就业优先政策工具箱，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就业扩容提质相互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就业带动能力增强同步推进。强化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有机衔接，促进财政、金融、投资、消费、产业及区域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并将就业目标纳入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体系。投资向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结构性减税和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在鼓励劳动者创业和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中的作用；积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对劳动者创业和组织起来就业的担保贷款等金融服务；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减少失业的对外贸易政策。引入重大政策就业效应评估制度，在推进改革发展、实施产业调整、制定社会管理政策过程中，以及在重大项目引进和重大生产力布局决策前，系统评估其对就业岗位创造、就业环境优化以及就业质量提升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强化产业引领，积极培育就业提质扩容动能

实施更加有利于扩大就业的产业政策，在稳定就业总量的同时，持续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在制定和实施各项产业规划与政策过程中，应高度重视产业发展与劳动力资源之间的供需匹配，科学研判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开拓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协同推进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延伸产业链条，扎实做好先进制造业促就业行动，推动制造业就业提质扩容。支持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动能，全面提升服务能级和品质，健全对新业态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助力更多劳动者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就业创业。把握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趋势，加快培育新的就业增长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内产业协同布局、人力资源有序流动、就业政策与服务有效衔接，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集聚区和发展极，推动产业、城市与人才深度融合。

（三）赋能经营主体，提升就业吸纳带动能力

牢牢把握经营主体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多措并举支持企业稳定和扩大岗位，不断提升就业承载能力。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支持和引导平台经济、数字企业健康发展，不断创造新就业形态和更多灵活就业机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确保各项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完善激励和保障机制，充分释放个体工商户在稳就业、促就业方面的重要潜力。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清理妨碍经营主体公平参与竞争的不合理限制，实施公平审慎的市场监管，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通过落实和完善减税降费、社保补贴等政策，切实减轻企业成本压力，鼓励其积极吸纳就业。推动就业规模扩大、质量提升与劳动者技能素质增强、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相互衔接、协同发力，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持续动力。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创业孵化基地和双创平台，构建多层次、区域化的创业生态体系，健全创业扶持政策和就业保障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创业活力，拓展就业新空间。

（四）突出投资于人，提升劳动力供求匹配效能

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教育、培训与就业协同发展，打通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全链条，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与就业能力。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结构与现代产业体系更紧密衔接，支持学校紧跟产业变革与市场动态，灵活优化专业布局和课程内容，增设符合新经济、新业态发展需要的学科专业。加快构建贯穿劳动者全生命周期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健全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制度，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推动人才资源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动态匹配。进一步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持续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在就业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和便捷化水平。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着力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营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就业环境。强化舆论引导和价值观塑造，努力构建政府、企业、学校、社会协同发力，共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良好格局与氛围。

（五）聚焦重点群体，健全分层分类就业支持体系

坚持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强化青年就业政策供给，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加强职业发展指导和就业观念引导，开发更多符合青年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的知识型、技术型岗位，鼓励和支持青年到国家重点领域、关键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统筹推进农民工就业促进工作，完善跨区域劳务协作机制，实施特色劳务品牌就业增收行动，加强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就业服务、法律援助和生活保障，积极培育和拓宽本地就近就业空间，加强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就业帮扶。强化对大龄劳动者、长期失业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精准帮扶，健全分级分类的就业援助制度，推动就业支持与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政策协同发力，切实兜牢民生就业底线。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妇女等群体的就业工作，依据其不同特点和需求，实施个性化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岗位对接服务。

（六）加强就业保障，提升劳动者就业安全感

全面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权益。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建设，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实现各类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全覆盖。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建立失业监测预警机制，对出现严重规模性失业风险的行业领域，适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趋势，做好就业影响相关监测和分析机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引领创造就业和促进就业的长处和优势，针对因就业替代转换而导致的批量失业以及在数字化中出现就业极化等问题风险，通过信息对接、技能培训、职业指导等方式，帮助因岗位被替代而失业的人员尽快转岗到新的就业领域，防范对总体就业局势产生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