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是提升农民工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推进农民工群体收入提升的最基本要求。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民工欠薪治理工作，多年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欠薪治理长效机制。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施行。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欠薪治理制度措施予以固定。条例围绕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目标，聚焦问题突出的工程建设领域，压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职责，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从源头预防、案件处置、信用惩戒、支付保障等各个环节设置相应制度。条例施行以来，成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开展的重要法治保障，对根治欠薪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条例针对重点领域欠薪高发原因、案件处理难点等作出准确回应，为欠薪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武器。围绕工程建设领域工资支付“钱从哪来”的问题，条例明确要求建设单位应当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并应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禁止施工单位垫资建设，从源头上为农民工工资支付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明确，因建设单位未按时拨付工程款导致欠薪的，建设单位承担先行垫付责任。针对施工过程中人工费较易被挤占、挪用的问题，条例规定了以分账制、实名制、总包代发制“三制”为核心的工资支付监控体系。其中，分账制能够从源头上区分劳动报酬和工程款，确保劳动报酬资金不与材料款等其他资金混同或被侵占；实名制能够如实记录实际进场人员及其考勤情况，同时也是分账制和总包代发制得以实施的基础；总包代发制能够避免劳动报酬发放过程中的人为干扰，确保农民工能够直接、足额获得应得报酬。上述三项制度相互配合，对于规避欠薪风险、预防欠薪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欠薪发生后清偿责任不清的难题，条例强化施工总承包单位责任：分包、转包单位欠薪的，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存在违法分包、挂靠等情况的，直接规定由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单位作为清偿主体。清偿责任主体的明确，为高效率处置欠薪案件提供了有力保障。针对欠薪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条例综合运用责令停工、限制承接新工程、降低或吊销资质等处罚措施，对违法主体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与此同时，强化失信惩戒机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约束和惩戒功能。

条例着力压实政府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一方面，条例强调政府属地责任，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并要求将相关工作纳入政府考核和监督内容。条例实施后，各地根治欠薪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均及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部门责任，确立工作制度，积极推动条例落实。另一方面，条例立足系统治理理念，明确部门监管职责，规定了人社、行业主管、发改、财政、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在欠薪治理工作中的具体职能，规定了不履行相关职能的法律责任。各部门职责明确、配合衔接机制顺畅，有效推动形成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管合力，共同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措施的切实落地。

条例作用的切实发挥，还有赖于各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新。例如，许多地区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制度落实，将条例规定的分账管理、实名制、总包代发、工程款支付担保、工资保证金、诚信等级评价等制度要求，整合于统一的平台，同时赋予各类主体相应操作权限，实现联合监管，形成监管闭环、支付闭环和责任闭环。部分地区通过发布指导意见、指引、规范等方式，指导、帮助各类主体依法规范用工，严格落实、执行条例规定的各项制度，如分包单位用工管理指引、工资支付规范化指引等。一些地区推动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一卡制，或发放专用工资卡，或拓展社保卡功能，在减轻农民工频繁办卡负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包工头扣留农民工银行卡、截留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情况。还有的地区积极开展农民工工资价位调查，推动农民工工资月结月清，同时为争议发生后合理确定农民工工资标准提供参考依据。此外，一些地区积极探索非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治理制度构建，如在各方自愿前提下赋予租赁押金以工资保证金功能，对于预防和快速处理租赁型企业欠薪发挥了重要作用。

条例施行三年来，在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制度措施均已切实落实到位，并逐渐内化为各相关主体的自觉行为规范。目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逐渐加强对各类分包单位劳动用工情况的监督和管理，包工头逐渐向班组长的身份转换，建筑工地劳动用工逐步规范，工程建设领域生产组织方式逐步向现代化方向迈进。进场要走工地实名制通道已成为建筑工地农民工的共识，按月通过银行卡领取劳动报酬也逐渐取代此前特定节点集中领取的发薪方式，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得到了进一步保障。条例的贯彻实施在根治欠薪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工收入提升，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